文學文本自身的豐富、立體，為讀者多元解讀的“橫看成嶺側成峰”提供了可能。在這方面，經受了時間檢驗的文學經典如《紅樓夢》就是如此。魯迅在為陳夢韶改編《紅樓夢》的話劇《絳洞花主》寫的“小引”，就提出了“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種種”一段話，為大家所熟知，不予贅述。這里談文本的多元、多義解讀，主要從篇幅短小的古代詩歌談起，先舉馬致遠《天凈沙?秋思》，特別其開頭一句 “枯藤老樹昏鴉”為案例。
對于這首小令第一句構建起的鮮明意象，不少學者都是從人的情緒底色角度加以分析的。
比如陳伯海先生側重于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感受，認為“它的意象構造上卻投射著那位倦游客的遲暮、衰颯的心理感受，致使哀感沉重的氛圍一開始籠罩了全篇。”而現代學者王富仁則在揭示人物的相似心態外，還認為從中可以生發聯想， “在視覺上便會產生一個面目蒼老、形容枯槁、表情迷惘而陰沉的人物形象”。但不論是論心態還是對具體人物的懸想，其實都屬于一種人的審美趣味的解讀取向。吳小如先生的解讀則不同。他先是著眼于物的內在功能定位，然后把這種功能通過與人的境遇作對比，從而建立起前后的邏輯關聯。在他看來：
枯藤是依附在老樹上的，而老樹又是烏鴉住宿的地方。詩人的意思說，烏鴉到天黑還能回到樹上休息，而流浪在天涯的人卻不知道哪兒是自己的歸宿。這樣，昏鴉實際上起了一種跟人對比的作用。
總之，這些不同的解讀角度，其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因為該小令首句本身就蘊含了這樣的理解張力。這樣的張力，也可以說是因為詩歌語言簡潔、組合跳躍，留下太多空白可以讓讀者去發揮、去想象。只要這樣的發揮和想象能自圓其說，我們很難用其中的一種解讀來否定另一種解讀，只能采取并存的方式，回應著古人的“詩無達詁”的命題。盡管從讀者的習慣思維方式看，吳小如先生在提出人的視角前，先考慮了物與物的自身關系，有著更為曲折的解讀思路，而這種思路，不同于那種只習慣從人的角度來看待“老樹”的蕭索意趣，而沒有意識到，這才是“昏鴉”該去、想去的住處。在此基礎上，再建構起與人的對比關系，是更能給人以啟發的。
關于多元解讀，還可以看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又題《渭城曲》《陽關三疊》）：
渭城朝雨邑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顧隨先生對結尾兩句，就有自己不同看法。說是：“末二句夠味兒，沈歸愚以為乃王勸其友人語，余以為乃其友人語，二者相較，此意為恰。”
沈歸愚就是清代的沈德潛。末二句的言語本來很直白，無需解說。而且詩題著眼送行，一般都認為，說出這兩句話的人是站在送別者而不是友人的立場，但畢竟詩歌中沒有直接交代，于是，如顧隨解讀的，提出這話可能是友人對送行者說的，就變得非常有意思。因為這樣一來，勸酒與被勸酒的關系改變后，似乎顛覆了常識。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通常的理解是送行者說：您再干一杯酒吧，出了陽關（您）就碰不到（像我這樣的）老朋友了。但顧隨提出的另一種理解是，遠行友人對送行者說：您再干一杯酒吧，（我）一出陽關，就沒有（像您這樣的）老朋友了。雙向交流以及情味的濃烈效果，哪一種更好？前一種的表示隱含著看重自己的意思，似乎高估了自己在朋友心目中的位置，有自作多情的嫌疑。而后一種表示是看重對方，重視對方在自己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給人的感覺會更好一點。當然，也不能因此排斥前一種解讀，這不僅僅是因為文本本身沒有明確否定。更重要的，在生活中，用第一種口吻說話的人，倒是習見的，也是大家都這么理解該詩的基礎。那么，提出后一種解讀，增加了另一種可能，一方面是開放了解讀的多種可能，其實也是在思考人際交流更感人、更恰當的姿態，這正是文學的魅力所在，也是解讀文本的樂趣所在。
不過，文學解讀的多元、多義問題，似乎還應該跟反諷作基本的區分。
反諷當然具有多義性，但反諷的多義彼此之間常常是對立的，是翻轉的。但反諷也不是反語。盡管兩者經常被人混用或者誤用。反諷是出于不同立場的表達或者理解而帶來了多義效果。反語則不存在表達的歧義，不過是正話反說或者反話正說而已，其內在的理解張力，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說，反語完全推翻了語詞表面的含義，而反諷則更復雜地對待了表面含義，它可能保留了表面含義，同時添加了新的含義。這使得反諷能兼容多重立場。雖然也有人會因理解力的不夠，聽不出寫下反語的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正用意，但對作者來說，其基本意圖是清楚的。當多義中最基本的兩面正好對立時，就成了反諷。可惜有些人在解讀時不能理解或者接受這種反諷性，他們習慣用一元論的思維方式把反諷用其他的修辭術語來解釋，比如欲揚先抑，比如寓褒于貶，或者干脆不承認其中有不同理解的可能。
例如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四”就具有鮮明的反諷色彩。該詩是：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詩式》評其“結句壯甚”，這是把結尾理解為表決心了。但《唐人絕句精華》中的評點卻作了完全想反的理解，認為：“蓋‘終不還’者，終不得還也，連上句金甲著穿觀之，久戍之苦益明，如以為思破敵立功而歸，則非詩人之本意矣。”這樣的兩種不同意見，在《唐詩別裁》中是作為兩可處理的，就是：“作豪語看亦可，然作歸期無日看，倍有意味。”當代學者的各家解讀，有的則認為這是表示悲壯豪邁的，如劉學楷先生論述的；有的則認為是表達哀怨不滿的，如胡中行先生的論述；也有的解讀，則是客觀描述得不到破滅樓蘭的結果不回家的事實，避而不談詩人蘊含的感情傾向，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唐詩選》中給出的客觀性注解。至于作者的寫作意圖到底如何，確實很難探究，或者他自身也陷入一種無法明確立場的兩難中，所以用這樣一種反諷方式，把他的困惑暗示了出來。而就文本本身來看，因為這兩種說法似乎都能成立，而參照當時為數眾多的邊塞詩、閨怨詩，兩種解讀也都有各自的傳統。所以不固守于一種解讀而接納兩種解讀的可能，確立一種反諷視野，也許更為合理。順便一提，圍繞著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也曾有過是贊美還是諷刺的持久爭論，后來有學者從反諷角度來解釋，對不同意見做了兼容處理，也許不失為另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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