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去斬了”這句經典臺詞一直是大眾對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典型印象。“說這話是要掉腦袋的”，也都以砍頭作為恐懼的代表，不時地出現繃緊人們的神經。就中國而言，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下，對于頭顱的用法和象征各不相同。有的頭顱被奉為國寶，有的頭顱被當作計數器，有的頭顱作為珍貴的盛酒器皿，有的頭顱作為征戰殺伐的象征，可以說頭顱在歷史長河中逐漸變成一種人類獨特的符號文化。
《西游記》中憨厚老實的沙和尚，在流沙河做食人魔王時，胸前掛著的是骷髏頭九個，而被唐僧收服后，則胸前掛佛珠九顆，這一惡一善的反差，由頭顱所代表的符號文化來體現。頭顱所衍生出的故事，可以當歷史來看，也可以當故事來看。因此《提頭來見：中國首級文化史》（下稱《提頭來見》）這本有關腦袋的書孕育而生。
《提頭來見：中國首級文化史》馬陳兵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寶貴的“國寶腦袋”
《提頭來見》開篇并沒有從頭顱文化歷史源頭寫起，而是先介紹了一個被當作“國寶”的腦袋——西晉時期洛陽武庫的一場大火引起了三件累世之寶的覆滅——孔子的草鞋，劉邦的銹劍，王莽的頭。
王莽篡漢后，建立新朝，沒過幾年就在他失敗的改革中覆滅了。而王莽也死于亂軍之中，當時他身上的兩件寶貝獻給了勝利者，一件是秦始皇的傳國玉璽，另一件就是他的腦袋。傳國玉璽象征著正統，在之后的亂世中，誰搶到此物，誰就象征著天命所歸。但王莽的這顆腦袋，起初傳首給人民展示觀看，起到警示作用。以為是一時之用，但沒想到統治者將這顆腦袋煮洗腌臘保存了起來，在亂世的傳遞中，漸漸也變成了政權傳遞的正統象征。
東漢光武帝保留這顆頭，本意是為了告誡朝臣宗親謀逆者的下場，并以此為戒，永葆漢王朝流傳下去。誰知在之后，傳著傳著此物竟成為東漢王朝的傳世國寶。王莽的頭顱從劉玄、劉盆子、赤眉綠林、劉秀、曹丕再傳到司馬家族，不管是漢室皇親還是亂臣賊子，都以繼承此物為榮。這顆頭從王莽的腦袋上摘下來后，逐漸符號化，一代又一代的人賦予它意義，這不免讓本書的第一顆人頭充滿了諷刺意味。
一顆被砍下的頭顱可以代表很多東西，如樊於期的頭是通行證，關羽的頭是政治禮物，宋理宗的頭是宗教信物；智伯頭是值得炫耀的戰利品。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不同階級，頭所代表的意義與頭主人密切相關，是頭主人生前影響力的延續，間接反映了勝利者對死亡的態度。
羞辱的“尿盆腦袋”
作者在書中以一位名刺客引出了另一顆頭的用途。春秋末期三家分晉之前，一場晉陽之戰奠定了趙、魏、韓的歷史地位。當時晉國最大的勢力智家，在以智家智伯為核心下，脅迫韓、魏兩股勢力一起攻擊趙家。趙家在艱苦奮戰后，策反了韓、魏兩家，反擊打敗了智伯，并瓜分了智家的領土，滅了智家滿門。但在智家的門客中，有位叫作豫讓的人，決心為智伯報仇，刺殺趙國之主趙襄子。
豫讓隱姓埋名，自我閹割，凈身進入趙家，成為了趙家內院的雜役。然而費了這么大勁兒，他卻主動選擇去做了趙家的廁所清潔工，行刺地點也選擇在廁所。但刺殺終究還是被趙襄子發現了，不過，趙襄子念他是個義士，為故主舍命行刺，錚錚鐵骨，便放了他，將他驅逐出趙府。之后豫讓屢次刺殺趙襄子，都未能成功。最后已經厭倦的趙襄子讓豫讓在他的衣袍上刺了三劍，象征性的協助豫讓完成了使命，讓他為智伯報了仇，豫讓在感慨中自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史記·刺客列傳》中司馬遷著重筆墨描寫了這段有情有義的故事。
豫讓費了這么大的勁兒，為什么要選擇在廁所下手？一來，廁所不好得手，地方狹小躲藏的空間不大，還有侍衛跟隨；二來，他作為被閹割的趙家內侍，本可以爭取更貼身的職位，非要當廁所清潔工，不免讓人覺得有什么蹊蹺。
司馬遷在《史記》中交代了這么一句：“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選擇在廁所的關鍵點，回到了頭顱上。以仇敵的頭顱作為盛酒容器，在野蠻的民族中盛行，一些古籍記載中也證實了此事。比如匈奴老上單于擊破大月氏，殺月氏王，用他的頭做酒器。但對于智伯的頭顱的記載并非只有一個版本，在有些版本中，智伯的頭并不是用來當作酒器，而是當作溲器，也就是尿壺。趙家長期與匈奴人打交道，之后的趙武靈王還掀起了“胡服騎射”的改革，所以在風土習氣、宗教文化等方面和匈奴長期互動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影響。甚至作者提出以頭顱為酒器、溲器的習慣，不一定是匈奴對趙的影響，反過來，有可能根上就是趙人的習俗。
在曾為趙國國都邯鄲的澗溝村夏家店下層時期（前2000年至前1500年）遺址中，通過考古在遺址中發現了被斬首、剝皮后的四個頭骨，可見在趙國早已有這種對頭顱殘忍的處置方法。所以，也很難去說究竟是誰影響了誰。但可以肯定的是，趙襄子和智伯結怨已久，無論從身份還是實力上，趙襄子一直被智伯欺壓。在晉陽之戰中，趙襄子打得格外艱苦，城內被水淹盡，人民易子而食。當智伯被打敗后，趙襄子的一腔怒火全發在了智伯的這顆頭上。
豫讓刺衣圖 《提頭來見》作者自繪
當腦袋成了計數器
當統治者將頭顱賦予貨幣一樣計數的功能時，“首級”一詞便誕生了。商鞅變法前，秦國就已有在戰場上割頭的習俗。變法后，秦國則第一次用規章制度將割首與計量、榮譽、官爵、財富等聯系起來。首級拆開來，“首”就是人頭，“級”就是爵位級別。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在戰場上人頭成為最方便的、最有效的戰功計量單位，財富與血腥直接刺激了士兵們的殺戮欲。秦國的爵位在商鞅的改革下，與軍功、首級牢牢掛鉤，嚴格規定斬首數量與所獲爵位的對應關系，甚至還有最低斬首數量的要求，沒砍夠腦袋還要受罰。“其戰也，五人束簿為伍；一人死，而剄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如果有人一場戰斗一顆腦袋都拿不回來，便與其捆綁的其他下級軍官一并斬首。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國顛覆了傳統的貴族政治，一時之間改變了秦國的面貌，戰斗力激增，成為其他六國所懼怕的“虎狼之師”。在這個制度之下，將士為了邀功，往往會濫殺平民，所過之處就像蝗蟲過境，沒有人能保留個全尸。在嚴苛的秦法下騙財騙爵猖獗，為了冒領功績而互相殘殺，秦國為后世開了個頭兒，之后的發展更是出乎人們的意料。
宋代，經濟高度發展，銀錢流通頻繁，出現了“銀行”。人頭和軍功這門“生意”在發展后，也出現了“人頭銀行”這種奇怪的產物。作者考證，宋神宗時開西北邊境，主持軍事的王韶為了虛報戰功濫殺藩民。為了照顧投靠自己的親友老鄉，他讓下屬四處抓羌人藩民，將他們像牲口一樣養起來。平時攢著，在上級需要人頭立功的時候，再拿出取頭使用。在首級與軍功的關系中越來越功利，充當沒有感情的計數單位和通往富貴之路的鋪地磚。
頭顱與封建禮教
砍頭、殘害肢體并不是野蠻人的殘暴特征，中國歷史上許多圣人君王和博學多識的大儒也偏好這口，且把這么野蠻的一件事說得大義凜然。作者在書中舉了幾位中國歷來公認明君所做的殘暴之事。黃帝打敗蚩尤后，將他剝皮剔骨，分尸梟首；周武王攻下朝歌后，對紂王和其妃子的尸體射箭刀砍，斬首示眾；劉邦將功臣彭越，誅滅全族，并將其剁成肉醬分給大臣食用；朱元璋對犯罪的人從不手軟，扒皮充草，斬首懸掛在衙門大堂之中。這套對尸體的殘害傳統從黃帝一路傳下來，也難免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時說：“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可見在帝王心中都知道，只要身死，尸體是肯定保不全了。在中國文化中，首級是人最尊貴的部位，磕頭是最尊貴的部分低于對方腳下，對于頭顱的要求和規則，一直是中國封建禮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句話闡述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殺頭、殘害身軀的文化根源——將個人的事變成了別人的事，將自己的身軀變成了社會符號，在心理上消除了施暴者的心理負擔，只要你被冠上了“不忠”、“不孝”的惡名，你的身體便由不得自己了，任由“正義”、“正統”隨意處置。封建傳統講究君臣父子的嚴格等級制度和每個階級的權利與義務的充分使用。禮與罰關系到等級制度的牢固。所以，美丑善惡不重要，殘忍還是人道不重要，如何對待他人的身體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為是否代表正統，是否是倫理綱常的正常表現，是不是體現規則秩序的威嚴。
作者在講有關砍頭的正統性時，舉了個有趣的例子。魯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身份主持了魯國與齊國的會盟。會盟結束后，齊君派了個叫施的侏儒俳優舞者于魯君幕下表演，孔子看后大怒說：笑君者當斬。命人將這個舞者斬首，頭和身體分別從兩個門送出去。在現代看來這簡直不可理喻，而在當時而言，孔子深諳頭顱、身體在禮樂刑罰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孔子不是真的想殺他，而是需要借他的頭一用，以正自己理論和理想。在這時，這顆頭已經不是這名舞者的了，它已經轉化成為一種符號，融進了中國傳統，成為一種代表。當然，這名死得凄慘的舞者，后世也從來沒有人想過給他翻案，因為站在他對立面的是孔子、是禮教，鳴冤叫屈也就成了妄想。
千百年來，頭顱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文明還是野蠻，地位一直是尊貴且重要的。在古代各種嚴刑峻法層出不窮，但是砍頭這個懲罰方式卻極為牢固，存在了有千年之久。除了實施方法簡單、便捷外，頭顱所代表的社會符號和在個體中所占的地位一直是有著廣泛的共識，是死亡與恐懼最具代表的象征。《提頭來見：中國首級文化史》的題材并不討喜，很多人會避而遠之，但正是這個矛盾沖突最為明顯、表現最極端的事情，橫貫了整個中國歷史，在人類史中，直到現在的文明社會砍頭、殺頭也會被一些野蠻的組織所使用。這背后的傳承性和與人類對自我認知的巨大共性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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